我的老师曾经提到，在命理推测人的寿元时，有一个重要命理规律，就是看他在之前是否已经风光过，发达过。

　　古人说的“禄尽人亡”，应该属于命理推测生死诀之一。当大运，流年干支五行组合，让命局中最后一点财官余气破掉后，就是生命的终止点。

　　我这里提到这个说法，也就是提醒大家对于股票这样的东西不要过于执著、贪著，命里有时终须有，万不可强求，能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过于沉迷于求财而失去了生活的快乐，更多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只有懂得命运之道，细水常流，你的生命才会多姿多彩，你成为你真正的自己。

召见军
2009年5月22日

 

英年早逝的证券“精英”（一）

方泉

 

　　汤凡45岁，杨骏44岁，孙延群41岁，半年内三个如此年轻的证券精英先后病逝，令人唏嘘感叹。

　　三人中汤凡最不出名，但汤凡我最熟悉，他不像“少帅”杨骏那样大器早成，也不像孙延群那样为同行广为注目，却是个人身价最高。我想可能是打理个人资产，汤凡该是最用心力的。他每天做完A股盯外盘，而且至死还保持着手绘投资品K线图的习惯。突发心脏病谢世，与其透支心力直接相关。

　　做私募的杨骏该是压力最大，因为客户要求的是绝对收益。他离世前半年多我曾听圈内朋友讲，一些追随杨骏多年的客户已经因联系不到他而破口大骂。那时客户们可能还不知道他已患绝症，而他自己躲过了客户的责骂，却不会躲阒无人迹时内心的自责。所以他留下一句：“再也看不到中国股市的6000点了”。

　　做公募的孙延群，道理上压力不如私募经理，他执掌的基金业绩尚可，但每年的排名并不稳定，压力亦是沉重。而且公募基金里压力最大的是做投资和管投资的，当然风光也最集中照射他们。而风光与压力又总是同比例放大。

　　但压力总不是不能化解的，关键还是个人欲求，个人价值观。四十多岁的“精品”男人，阅尽人间沉浮，攒足生活经验，在投资领域也毕竟渐入老道，还跟自己较劲——无论为个人财富、为业界面子、为职场自尊，总是没完没了的，当然可以把投资当成毕生追求的事业。

　　但那毕竟是事业，事业（包括用不完的财富）最终都会“还”给社会的。

　　事业之外，还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生命体悟，还有“不关注我们飞得多高，只关注我们飞得多累”的亲友。

　　我想，我们首先是为直接真爱我们的亲友活着，对得起自己身心愉悦地活着；而不是为事业活着。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要推翻三座大山”的苦难时代，而要“铁肩担道义”地献身理想。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整天为电视里的悲惨和感人画面落泪，忙于参与一个个捐助活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如此脆弱。我们关爱他人关爱社会，首先要从关爱身边同样脆弱的亲友做起。赚钱为啥？首先是为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及自己生活得更方便，更愉悦。

　　我又想起一个投资精英，八年前做庄一只著名庄股失败，数亿资金灰飞，那时他急得便血；这些年发奋图强，又身价数亿，半年前颈椎病加重，以致影响了视力。那也是一个把投资当事业、刻苦得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色。而他也才38岁！

　　不写了，我得约他聊聊我们都熟识的汤凡，都认识的杨骏，都知道的孙延群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在资本市场折腾这么多年了，我们啥没经历过啥没见过？放松心情，善待生命吧。

 

英年早逝的证券“精英”（二）——《恶之花》

方泉

 

　　春节过后没多久，有朋友告我：“汤凡走了”。

　　“汤司令？怎么可能？他才四十出头”。

　　“突发脑溢血，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公寓，发现时已隔了十几小时……”

　　“汤司令”是圈内朋友对汤凡的戏称。他属中国股市最早一批的炒家。在九十年代初的深圳股市，汤司令、苏华、李振宁等北京大户，论实力和影响力，丝毫不逊于本地大户朱焕良、老倪等。股市中最早一批吃螃蟹者大多为人低调、行事诡秘。只是振宁兄因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而以经济学家身份闻名起来。

　　认识汤司令之前，听过一则关于他的趣闻。九十年代初从北京纺织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在正经单位呆过，而是勇敢地赴深圳“下海”——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还很“金贵”，“下海”即脱离国营企事业单位，一般都被认为是走投无路之举。因此他的“下海”并不被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认同。很快他就在深圳股市的柜台交易中赚了十几万。他把这十几万拿回北京藏在床底下，不曾想被“正统”的父母发现，父母横竖都认为这是“不义之财”，非逼着他拿着钱去派出所自首不可……

　　1992年夏天，通过中信信托上海业务部的总经理王艺，我认识了汤司令。“5000万！它和周X是我们这儿最大的个人客户”王艺私下跟我说。其实我跟王艺是同属北京“联办”的同事。我是联办旗下《证券市场周刊》驻沪记者，王艺嘛——公开身份是中信信托的干部（那时国企头头都算“干部”），实际上是“联办”承包了中信信托上海证券业务部……

　　汤司令一身名牌，用香水，练拳击。话不多，却神情深邃。好像第一次晤谈讨论的是一级半市场稳赚不赔的机会，但能凭此机会赚大钱者必须得搞定银行的关系，调动来足够规模的资金。

　　与汤司令较密切的接触是在1999年“5·19”行情爆发之后。那是一个“无股不庄”的时代，是做庄为主要盈利模式的时代。我知道，亿安科技从6元钱打到30元钱的庄家，便是汤司令。

　　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中，我听汤司令与吕梁争论：

　　吕梁志在长远，着力将庄股打造成一种只涨不跌的财务工具，用融来的资金反过来发展公司实业，让公司优质业绩逐步匹配上只涨不跌的股价（其实巴菲特就这么做起来的，他最早收购的公司是濒于破产的纺织企业；但他控盘后将其改造成保险公司，最后演化为现在的哈撤维金融投资公司）；

　　汤司令不想那么多，他对中国经济的制度环境充满恐惧，一方面他要利用制度缺陷和缝隙（主要是资本市场的）谋利，另方面他又对谋到的巨额财富随时可能被制度因素消灭殆尽高度敏感。

　　其实，这是中国无论哪个行业里最早几茬富人共同的矛盾心态。他们的“原罪”源于制度缺陷，他们的恐惧和其中太多人的毁灭也是源于制度缺陷。

　　果然，汤司令在30元出尽亿安科技股票，而亿安科技又被罗成一伙人炒到120多元。汤司令一点儿都不羡慕，结果呢？亿安科技作为那个庄股横行时代最牛的庄股，一年后被查处，罗成一伙人抓的抓，逃的逃，全都赔进身家性命。

　　汤凡主导或参与“做庄”的股票得有七、八只，他基本上快进快出，见机行事，一旦形势不妙便逃之夭夭。

　　最后一次与汤司令深入交谈，是在2001年第一场雪之后，在现在北京鸟巢附近的一个洗浴中心，与洗浴中心几十米之遥的南侧，是北辰花园别墅——那里面住着庄家吕梁。

　　吕梁由于几周前中科创业崩盘，正在家里接受调查（法律词叫“监视居住”）。我们讨论中科创业的崩盘，吕梁的出路、市场影响、和中国股市的未来。不要以为汤司令这样的炒家仅仅是唯利是图的“嗜血杀手”，恰恰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和人生价值全部系于这个市场，他们更关心这个市场的长期发展。尽管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从反向促进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推动力量！

　　讨论来讨论去，汤司令留下了一句话：“老吕倒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再见”！

　　一句“再见”，既是与我等朋友们的“再见”，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他长时间与这个市场的“再见”。

　　与汤司令道别时，我注意到他的名牌手包，里面是五、六个手机。他从来都是与不同的朋友用不同的手机联系。而周围的一般朋友并不知道他的居所。朋友们偶尔提起他时，都说“丫很独”。 我想他是不信任任何生意场上的朋友，包括他至死未婚，可能也是不相信女人。

　　有朋友讲，汤司令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早期在深圳，他最信任的港籍合伙人，骗走了他的全部家当……

　　陈可辛导演在拍摄《投名状》时说过一句话：“许多年来一听到谁拍着我的肩膀说‘哥儿们’，我就毛骨悚然”。陈可辛一定有被“哥儿们”骗惨的深刻记忆，否则他也拍摄不出阐释“哥儿们”关系的《投名状》。“哥儿们”是啥？生意场上有“哥儿们”吗？

　　最后一次见他也很偶然，是在北京朝阳公园西门的泰式餐厅。在那个静谧、情调别致的地方，我们分别是与女性晤谈。见他身边的靓女，怎么看都觉得是个电视剧里的配角。可能都有私密要求，打过招呼后，他无意多谈；问他这些年干些啥，他说在投资教育产业。

　　待两小时后我起身离去时，发现他坐的那张桌子已是空的。而这也大概是2004年秋天的事情了。

　　这几年，知道汤司令的情况，主要是通过秦城狱友李老师（我们都在20年前不幸到秦城“受教育”），他因生意往来总去昆明，他的一个昆明朋友一直与汤司令合伙炒商品期货。他时或讲一些汤司令在商品期货市场里起起伏伏的故事，却没讲过汤司令再次大举参与A股市场。

　　今年春节与北京“联办”的老朋友聚会。王兵（某大型投资顾问公司老总、全国工商联会员）、张逸龙（某中型煤矿控股股东）、魏青（原富国基金副总）、张小康（经贸信托总经理）、魏泽宏（国都证券副总）、马文胜（中欧基金高管）……

　　这些老朋友聚会，总谈起十几年前投身证券业的往事，谈起我们相熟十数年干得最大也是最早弃世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

　　我突然有种“白头宫女议前朝”的感觉，我们都“四张”多了，都在这市场积攒了大把的沧桑经历。汤司令又走了，我想我们这些老男人来年聚会时，又会因汤司令的话题而凭添无限沧桑。

　　写完如上这些随感后，却怎么也想不出恰当的标题。我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这是现代派诗歌的开山之作。诗句全都忘记了，但读诗时感到的那种阴郁而曲折的顽强生命力却依然清晰。

　　这篇随感就叫《恶之花》吧，为祭悼汤司令、为祭悼魏东、也为生死未卜的吕梁，更为我们一茬“老证券”消逝在证券市场里的青春岁月……

　　小沈阳说啥来的？一睁眼一闭眼……“睁着眼”的有限时光里，大家放宽心得过且过罢。
汤司令安息。

　　此文发表于《资本交易》3月刊。

 

英年早逝的证券“精英”（三）——吕梁的下落

方泉

 

　　2001年春节大假刚过，便有公安人员到单位找我。问的问题很怪异：“你知道吕梁有过哪几个女朋友？在他家干过的保姆是安徽什么地方人？他有什么慢性病？一般吃什么药？”几分钟交谈过后他们留下个电话号码“他一旦与你联系请立即打这个电话找我们，你要尽一个公民的义务”。

　　我即明白是吕梁逃跑了。几天前去他家送还改过的书稿而不得入便知他已被公安人员控制了；十几天前去他家讨论书稿时问他下一步打算，他说春节过后找个地方静养一段时间，此前他曾到公安局要求保护性拘留而被拒绝，表明他无逃亡打算；几十天前在他家谈起他邻居——被捕不久的首钢大亨周北方，他一指花园西墙的一个铁门说那厮就是从这个锁已锈坏了的门逃跑的……

　　关于吕梁逃跑的细节，一个无法验证却颇具可信性的说法是，他被监视居住之前一再要求保护性拘留并口若悬河地跟同样关心股票赚钱的公安人员大谈股市投机，这让人家放松了警惕。据说是某日人家告诉他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好“换个地方”，而他的大别墅东西多可供侦察的实物也多，4名（？）公安人员忙做一团。偏偏此时有一名公安人员犯了老病（一说是胃病一说是颈椎病）而不得不去医院，就在人家顾不上他时，大冬天的他只穿一身阿迪达斯运动衣便逃了出来。

　　曾作过吕梁公司董事的一个朋友事后许久才告诉我，他和吕梁常在机场路上一个酒店的桑拿房娱乐。“妈咪”和他俩特熟。吕梁逃跑若干天后，这位朋友去那酒店桑拿，“妈咪”问他，吕老板怎么这些日子不来了，吕老板还欠我一千块钱呢？原来不久前某天吕梁到这儿找她先让她代付了几十元的出租车费，然后在她这儿连蒸带按摩两个钟，临走时说没带钱让她垫上，而吕老板一贯出手大方，这次帮他垫上一千块，下次怎么也得还两千块。可这么长时间吕老板咋还没有“下次”呀？

　　或许吕梁永远都没“下次”了。

　　2004年乍暖还寒的时候，一位自称在2000年曾和罗成（亿安科技董事长）共同作庄当时的第一高价股亿安科技的朋友神秘兮兮却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内部朋友告诉我，吕梁早在2001年就在保定的一个桑拿房被做掉了……”令人听着毛骨悚然。按我对他做庄资金来源的了解，他不会欠个人多少钱的，因而一般个人犯不着为几十万几百万的亏损而报复杀人，况且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一般都是输得起的。事后披露的事实验证，他坐庄融来的钱绝大多数是来自证券公司的透支和向国企的质押借款，国企领导们尽管因吕梁会罢掉官甚至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他们绝对犯不着买凶杀人。那么假如吕梁真的“被做掉了”，又是什么人干的呢？究竟是多大的利益令人家“杀人灭口”呢？越想越是毛骨悚然。

　　从吕梁股票崩盘却跳出来渲染内幕，到他写书，到他说春节后找个地方静养，到他顺利出逃后没带钱却仍大摇大摆地到桑拿房按摩两个钟等一系列“反常”的举动来判断，他是胸有成竹且算计精道的，当然不是会独立行为。此间内幕恐怕永远都是谜了；除非吕梁没有“被做掉”，而是像另一种传言那样逃到了加拿大——这个传言的一个看似合理的根据是他新婚不久的画家太太久居加拿大。

　　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果敢、担当和宽容。宽容不论，吕梁军人式的果敢和文人式的担当品质是突出的。做庄股票无论怎样都是罪不当诛的，这点他自己清楚，特别是比他坐庄股票更猛、危害更大的德隆唐万新才判8年，我想他要活着，他一定会“果敢”地站出来“担当”的。

　　期待吕老板还钱的“妈咪”还能等到他的“下次”吗？

 

英年早逝的证券“精英”（四）——魏东的救赎

方泉

 

　　其实，刹那间痛不欲生的经历，许多人都有过。比如大醉后几乎胆汁都吐出来时的煎熬，再比如在海拔4500米高山上因严寒和高山反应整宿整宿难以入睡时的躁郁。——我以为深度抑郁症最终的自我解脱一定是欣悦的。但生不如死的决定毕竟是极难做出的，因而也是极其罕见的。

　　魏东的所谓因抑郁症自弃是一个理由，却绝不是全部的理由。在他弃世前三周他还跟上海的一些朋友讨论大小非解禁的实际影响。从网上公布的他的遗书来看，他也强调了“新的外部压力”。关键是这个“新的外部压力”！

　　在有关部门没有公布有关魏东和涌金集团的结论之前，笔者多方了解的一些“内情”也无法见诸文字。但他选择下午晚些时候从十几层楼纵身一跃，却是异乎寻常的。有心理专家讲过，深陷抑郁症不能自拔者多是选择夜深人静时自弃。而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弃，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显然是“新的外部压力”逼到门口……

　　我想说魏东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吕梁失踪了，德隆轰塌了，葛政入狱了，孙田志被判刑了，徐卫国精神失常了……这些风云人物的悲剧也当然都不仅是个人悲剧……

　　上文我讨论的“第一桶金”问题，虽未明言魏东“第一桶金”的曲直，但相信看官多数能心领神会。我是说，一代资本枭雄的“第一桶金”都脱不了“原罪”的阴影。因而也总有如影随形的“外部压力”。特别是“第一桶金”捞到后又抑制不住地“做大”，而“做大”的过程也十有八九是胡雪岩式的借势模式。——借势当然借来的是双刃剑，因为“钱不压势”，更因为“势变无常”！回头数数这三十年的富豪特征，几乎绝大多数都是靠占有垄断性资源迅速膨胀。房地产是资源，矿产和其他有色金属是资源，金融机构牌照是资源，甚至通讯服务领域一些产品环节也是资源……这些资源原都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因而便具有垄断性，因而获取这类资源必须要“政府公关”，因而这些富豪“做大”的模式十有八九离不开“借势”。因为“借势”了更因为“势变无常”——你看那些大贪官的背后有多少是房地产商？是矿主？是体制含糊的金融机构？——富豪的“做大”的过程中摆脱不了清夜扪心时的战战惊惊，其中善良而脆弱者自会有我们常人难以理解的“富贵病”。

　　甚至“做大”的过程中你嚣张也好，低调也罢，“原罪”与“借势”的阴影都无以化解。

　　但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转轨经济的悲剧，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悲剧。一方面企业家的创富热情与创富能力必须得到保护和鼓励，因为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本质上是企业家的竞争，放眼世界国家的崛起一定是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崛起为代表的。但另一方面多数脱不掉“原罪”与“借势”阴影的企业家们必须要时时保有敬畏与感恩之心，必须以常态的方式和特殊的方式回馈社会，积善救赎——因为这首先是自我救赎！就像深圳那位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他的真诚的倾尽所能的善举完成之后，没人再追究他的“原罪”与“借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次赈灾捐助中，房地产界和矿产界富豪的整体表现是让全社会失望的。特别是我敬重的登山界前辈王石的初始表现，实在是太自以为与众不同因而下意识到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反应了。

　　魏东以消极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的悲剧或许正在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否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创富模式的终结？是否是一代富豪或企业家正视和提升自我救赎方式的开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讲解放思想，汪洋在广东讲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法无禁止的便可做……今年底中央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否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性开始？

　　魏东的弃世当然也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关联。

上传日期：2012.元.31

东方阳熹按：

　　王善人说：“要止宿命，了阴命，长天命。”、“不可使宿命大过天命”、“以天命用事的必好，以宿命用事的必坏，以阴命用事的必灭。”、“不以天性为主，专拿习性、禀性当家的，命大的变小，命小的就灭亡了，真令人吃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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