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特的汉奸现象

原文标题：“七七”反省：中国奇特的汉奸现象令人震惊

来源：网络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踪”，日军凭此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钟后，这个士兵已自行归队，但日军大队长仍下达命令，攻击宛平城。此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50分……

　　这是“卢沟桥事变”的开端，随后这一事件演化成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各阶层的愤怒，抗日救国成了一切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的爱国行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又有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汉奸——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笔者搜集的以下名单和数字，足以使当代中国人看了都要为之震惊。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的确确付出了血流成河和山河破碎的惨重代价，最终取得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因此为之自豪和骄傲。学富五车的史学家们不惜笔墨地在史册上写下了光辉豪气的一页页，为一群群英烈们青史留名；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们，更是在大量的书刊报章和影视作品等载体上，不遗余力地颂扬着民族的伟大和英雄们的功勋……好大喜功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冷静地回顾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应该回头看看，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当中究竟出现过多少背叛民族和祖宗的败类？从另一面，反思一下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何在？从而，忍痛揭开自己的疮疤，重新清理一番尚且残留细菌和病毒的创口，或者，在阳光下坦然地敞开掩盖在阴影里的羞与耻，袒露和晾晒我们的民族和国民们虫蠹发霉的那一面。

　　请看以下几组名单和数字——

　　一、抗战时期投敌的执政党和国民政府部分高级官员

　　汪兆铭（汪精卫），国民党中委，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政会委员等。

　　陈公博，国民党中委，实业部长。投敌后伪职为伪立法院长、组织部长，上海市市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政会委员，代理国民党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

　　周佛海，国民党中委，宣传部长。投敌后伪职为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储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政会委员等。

　　褚民谊，中监委，行政院秘书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省长，宣传部长，中政会委员等。

　　陈群，候补中委，内政部次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内政部部长，考试院院长，江苏省省长，中政会委员等。

　　陈璧君，中监委。投敌后伪职为伪中政会委员。

　　缪斌，候补中委，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等职。投敌后伪职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中政会委员等。

　　何士祯，候补中委，皖省民政厅厅长，司法行政部次长。投敌后伪职为伪中执委，国府政务参赞（特任官）等。

　　曾仲鸣，候补中委，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投敌后在伪府未成立前，即于河内被刺身亡。

　　庞炳勋，中监委，冀省主席，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投敌后伪职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等。

　　吴开先，中委，副组织部长。投敌后伪职不明。

　　陈中孚，候补中监委，青岛市市长，晋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投敌后伪职为为中监委，其它不明。

　　恩克巴图，中监委，国民党政府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中监委，余不明。

　　陈孚木，候补中委，交通部政务次长，国营招商局经理。投敌后伪职为伪中委，余不明。

　　顾忠琛，中监委。投敌后伪职为监察院院长，中政会委员。

　　许崇默，中监委，监察院副院长。投敌后伪职不明。

　　傅侗，候补中监委。投敌后伪职为伪国民政府委员等。

　　李福林，候补中委。投敌后伪职不明。

　　顾孟余，中委，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贵州省主席。投敌后伪职不明。

　　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大学教授。投敌后伪职为伪教育部部长。

　　梅思平，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学校（党校）教授，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实业部部长、内政部部长，中政会委员。

　　汤良礼，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宣传部政务次长，中监委。

　　李圣五，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外交部总务司长。投敌后伪职为伪教育部部长，中政会委员。

　　陈君慧，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建设部部长、实业部部长、中政会委员。

　　丁默邨，国民政府秘书、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三处处长。投敌后伪职为伪中政会委员、中政会秘书长、社会福利部部长等。

　　林柏生，立法院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省长，中政会委员。

　　周学昌，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局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南京市市长等。

　　陈耀祖，铁道部财务司司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广东省省长、广东绥靖主任，中政会委员。

　　赵尊嶽，铁道部参事。投敌后伪职为伪铁道部次长、宣传部部长、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中政会委员。

　　焦莹，天津特别市教育局局长。投敌后伪职为伪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中政会委员。

　　苏体仁，绥远省财政厅厅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山西省省长、华北政委会总务厅厅长、内务厅厅长、工务督办。

　　刘郁芬，陕西省主席、甘肃省主席。投敌后伪职为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陈春圃，侨务委员会常委。投敌后伪职为伪中组部部长、建设部部长、广东省省长、中政会委员。

　　叶蓬，武汉警备司令。投敌后伪职为伪陆军部部长、军委会陆军编练总监、中政会委员。

　　鲍文樾，军事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陆军部部长、参谋总长、中政会委员、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蔡培，国民政府参事、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投敌后伪职为驻日大使。

　　蔡洪田，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投敌后伪职为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中政会委员。

　　刘云，苏州反省院院长。投敌后伪职为中监委、特工总部第四处（情报处）处长。

　　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投敌后伪职为负责伪方对日外交。

　　郑大章，第二集团军总指挥。投敌后伪职为伪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委员。

　　肖叔宜，驻日大使馆中将武官。投敌后伪职为伪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委员。

　　李士群，军委会调查统计室科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省长、中政会委员。

　　孙良诚，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投敌后伪职为伪军委会委员、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陈箓，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委员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外交部部长。

　　程希贤，北平军分会委员、天津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投敌后伪职为开封绥靖委员会机要组长。

　　程锡康，外交部驻平特派员、条约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

　　潘毓桂，津浦铁路局局长、冀察政委会政务处处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天津特别市市长。

　　周龙光，天津市市长、冀察政委会参议兼外委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中日经济协议会秘书长。

　　陈锦涛，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主席。投敌后伪职为南京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部长。

　　何炳贤，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投敌后伪职为伪陆军经理总监。

　　吴鹤龄，蒙藏委员会委员、蒙藏处处长。投敌后伪职为伪蒙疆政府议政委员会议长。

　　胡毓坤，北平军分会委员、冀察政委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军委会驻华北委员。

　　门致中，第十六陆军总指挥、宁夏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投敌后伪职为华北政委会绥靖总署督办、军委会委员。

　　余晋龢，北平公安局局长、厦门市市长、外交部特派专员。投敌后伪职为北平特别市市长。

　　朱朴，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宣传部副部长。

　　任援道，平津警备司令、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投敌后伪职为伪绥靖部副部长、江苏省省长、海军部部长。

　　周迪平，津浦铁路局局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天津市市长、华北建设总署督办。

　　许修直，内政部次长。投敌后伪职为伪北平市市长、华北电讯电话株式会社总裁。

　　张一鹏，江西省财政厅厅长、司法行政部次长。投敌后伪职为司法行政部部长。

　　吴震修，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总经理。投敌后伪职为伪中国银行总经理。

　　唐寿民，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董事。投敌后伪职为交通银行总经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

　　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理、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投敌后伪职为伪金城银行总经理。

　　朱博泉，中央银行业务司总经理。投敌后伪职为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

　　林康侯，中央银行监事、全国总商会主席。投敌后伪职为伪中日贸易协会理事。

　　李长江，苏鲁战区副总指挥。投敌后伪职为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参院上将副院长。

　　项志庄，江苏省保安处处长。投敌后伪职为伪浙江省省长、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等。

　　………

　　以上仅是那些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中知名人物的部分名单，如果再加上遗漏的、以及地方伪政权的大批任过伪职的汉奸们，大概应该以百万计之了。

　　二、抗战时期批量投敌的部分中国军队

　　1939年

　　5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在苏南率部5万人投敌。

　　同月，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1941年

　　2月15日，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8个支队4万余人投敌；随从投敌的高级将领计有第一支队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队司令颜秀五，第六支队司令陈才福，第七支队司令秦庆霖，第十一支队司令范 杰。

　　3月，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新编第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率所部投敌。

　　5月12日，日军进攻中条山，俘国民党军10万。三十师师长公秉藩及第三、第九、第十七、第八十、第九十三各军之一部共2万2千人投敌。

　　6月，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等率部投敌。

　　1942年

　　2月，国民党骑兵第一军第一师赵瑞及第五师杨诚部在晋西投敌。

　　4月23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在鲁西南率六十九军暂三旅、特务旅全部投敌；其中高级将领计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澣，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峻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长孙玉田。

　　6月，国民党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第三战区游击支队司令景顺阳率部投敌。

　　1943年

　　1月18日，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及副师长于怀安，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苏北国民党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吕其庚率部投敌。

　　2月12日，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投敌。

　　25日，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计有第三八一旅旅长赵天时，三八二旅旅长任兰圃，三八三旅旅长薛豪平，独立第一旅旅长潘胜富，独立第二旅旅长苏景峰，独立三旅旅长张海平，独立五旅旅长薛振东及一二八师参谋长李德兴。

　　同月，国民党军第三五一旅旅长吴漱泉，一一三师师长韩子乾被俘投敌。

　　3月，国民党第六战区挺进军总司令金亦吾率全部投敌。

　　4月24日，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相继率部投敌。

　　5月14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与孙殿英通电叛国，就任伪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随之投敌的将官计有：第二十四集团军参谋长赵星彩，第十师师长李震汾，冀察战区挺进第四纵队正副司令侯如墉、于光辉，参谋长杨志希，新编第五军副军长杨汝贤（杨明清），参谋长冯养田，暂编第三师正副师长杨克友、王遂庆，暂编第四师正副师长王廷英、王瑞亭。

　　同月，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齐子修，保安第八旅旅长邱吉胜亦率部投敌。

　　7月，国民党军预八师师长陈孝强率所部投敌。

　　1944年

　　9月，渝方陈又新军所属第二旅旅长贺凯宪（中将）率所部4个团1万2千人于河南投敌。

　　………

　　这里记下的，仅是集团军、军、师、旅以上批量投敌的中国军队将领及其所部，尚不包括伪地方武装，如果加在一起，投敌部队数额当有数百万之巨。

　　三、中共投敌的团以上的军事干部

　　1，朱镇，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1934年率部投日。

　　2，罗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率部投日。

　　3，兰志渊，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师师长，1937年1月率部投日。

　　4，胡国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1937年12月21日率部投日。

　　5，安光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参谋长，1938年2月13日率部投日。

　　6，张绍东，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

　　7，兰国清，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谋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

　　8，高世魁，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0师师长，1938年4月率部投日。

　　9，秦秀全，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1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0，王振祥，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2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1，陈云升，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4师师长，1938年夏率部投日。

　　12，赵庆珍，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6师师长，1938年6月率部投日。

　　13，程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8年6月29日率部集体投日。

　　14，宋一夫，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率部投日。

　　15，王子孚，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3师师长，1938年8月在杀害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后投日。

　　16，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17，董宪章，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5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18，韩铁汉，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2师参谋长，1938年10月在杀害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后投日。

　　19，关文吉，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2师师长，1938年冬率部投日。

　　20，洪喜波，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参谋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

　　21，郭成，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师师长，1938年12月被俘后投日。

　　22，关书范，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师师长，1939年1月在投日前被发现。

　　23，滕松柏，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归顺关东军当了汉奸。

　　24，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率部投降了。

　　25，谢文东，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3月19日在抗战处于艰苦逆境时率部投降了日军。

　　26，郑鲁岩，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1939年10月被俘后投日。

　　27，王凤鸣，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苏鲁豫支队4大队政委，1941年2月他在115师的部下跟着他当了汉奸。

　　28，罗保成，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团级干部），1941年2月投日。

　　29，李庭芳，新四军江苏兴化县独立团政委，1941年率部投降汪伪22师。

　　30，王砚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临淄独立营营长，1941年率领全营投降日军，被改编为临淄县保安2团。

　　31，沈致祥，兴化县兴南区独立大队队长，1941年7月率独立大队60余人投降汪伪22师。

　　32，王德荣，新四军10旅29团团长，1941年9月过运河时个人离队逃跑。

　　33，张子元，八路军冀中警备旅1团团长，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时降日。

　　34，王洗凡，八路军冀中抗3团副团长，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时降日。

　　35，李振东，江苏海陵县独立团副团长，1942年8月率部投日。

　　36，惠占彪，新四军第3师1支队1团团长，1943年率部投日。

　　37，全光，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处长，率部投日。

　　38，齐云禄，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副军长，投日后被处死。

　　39，白云峰，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40，尹夏泰，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1方面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41、林宇城，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42、吕歧山，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43，邢仁甫，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7月率部在天津投日。

　　44，杨铮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7月投日。

　　45，潘特，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后勤部长，1943年7月投日。

　　46，刘永生，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卫生部长，1943年7月投日。

　　47，邢朝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7月投日。

　　48，陈子芳，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团长，1943年7月投日

　　49，杨铁山，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副团长，1943年7月投日。

　　50，单德贵，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冀东军区13团副团长，1944年5月初在河北三河县投日。

　　51，张经武，新四军第7师皖江支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率部投日。

　　52，陈兴，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10团政委，叛变投降了日军，因未受到日军信任而被杀。

　　这里记下的，还不包括投敌叛国的中共地方党政人员。

　　那么，我们在抗战中俘虏了多少日军？我没法找到准确的数字，只知道，在战场上要想俘虏一个日本兵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且不说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仅就这一点比较一下，我们不觉得耻辱吗？我们很应该就这个问题多问上几个“为什么”啊！

　　中国奇特的汉奸现象令人震惊。据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中国无论哪个朝代，汉奸层出不穷，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还是军事，到处都充斥汉奸！

　　政治方面：就拿某些所谓的国家专家智囊，基本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海龟，抱着海龟文聘，就成了中国智囊，美国等西方国家阴谋分化中国，他们就利用西方的思想文化给中国出馊主意，说什么美国是中国重要的伙伴，结果中国处处受害，出口嘛，反倾销了！抗议嘛，东海南海没了！买债券嘛，不还啦！

　　经济方面：这个方面，特别多，中国人最拿手的是窝里斗，一切致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宁肯外人得益，不肯国人得益。最明显的的莫过于中国的稀土出口，中国各稀土公司内斗，外国人低价进口，中国人出卖了中国的稀土，导致中国战略资源稀缺。

　　文化方面：文化汉奸十分多，给你钱，就给你说话，外国公司无形中雇佣大批中国文化汉奸，替外国卖命，就拿鲁花花生油说，被外国控制，外国资本家想提价，结果中国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马上迎合。

　　军事方面：许多外国间谍雇佣中国人到军事驻地拍照，高价买照片。等等汉奸把许多中国军事技术与机密出买到外国，为一己私欲。许多从美国回来的所谓的伊斯兰专家，用他脑袋里的外国思想鼓吹跟美国一起打拉登，打基地，认为不打会得罪美国，结果中国跟美国打拉登去了。

　　中国太多汉奸！！远不止所指的那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其中中国占了两位。在中国，这种投靠依附于敌国的傀儡被称之为“汉奸”。

　　按词典的解释，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由此可见，汉奸的词义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它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来才演变为泛指中华民族的败类。也就是说，汉奸原是汉族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背叛汉民族或汉族王朝，而投靠与汉族为敌之异族的汉人，其界限是民族而非国家。

　　鸦片战争发生后，汉奸概念也发生了变化。面对列强的侵略压迫，中华各族人民成为生死与共的整体。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击列强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于是，“民族英雄”与“汉奸”的概念都超越了汉族的界限，而紧密地与祖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凡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中华儿女，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被国人尊之为民族英雄；反之，背叛祖国，投靠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都被国人斥之为汉奸。从这时起，“卖国贼”也就成为汉奸的别称，人们通常将“汉奸”与“卖国贼”连缀使用，于是出现了“汉奸卖国贼”的提法。

　　在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光是中共抗日武装就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加上伪满洲国军14万、伪满警察10万和不穿军装的大大小小的汉奸官吏，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这些汉奸寡廉鲜耻，认贼作父，甘当傀儡，为虎作伥，卖国求荣，不知干了多少助纣为虐、祸害同胞的坏事。当年，国难当头，就连一些为非作歹的土匪、“袍哥”和形形色色的帮会成员，都纷纷起来抗战；而汉奸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祖国哺育了他们，可他们反而帮助侵略者残害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他们是什么东西？他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格，越过了做人的底线，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坏蛋，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是不耻于人类价值与尊严的败类。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惩治汉奸条例》和《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参照国民政府的条例，颁布了自己的惩处汉奸法规，对汉奸进行搜捕、审判，一大批汉奸卖国贼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着汉奸，不过现在似乎已经被用于泛指出卖或伤害中国利益的人。汉奸一词因此也与反华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互通的意义。一些人因为反共进而反民族反祖国，一些人基于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一些人被国外反华势力收买而变成了汉奸，一些人继承了他们汉奸先辈的衣钵而成为新一代汉奸。他们或者进行赤裸裸的卖国勾当，或者暗中出卖国家机密，或者在同外国的交易中吃里扒外，或者打着学术研究或文化宣传的幌子隐晦地散布卖国思想，其共同特点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汉奸的人数并不太多，但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当代汉奸的产地也不限于海外，在国内，很多人也有汉奸倾向，汉奸思想，汉奸行为。这些人中也不乏当朝高官。

　　在海外，一个普遍的汉奸现象是逢中必反，逢华必反。无论中国做什么事，汉奸们都要莫名其妙地反一反。反的对象甚至包括文化语言文字等等。与之相辅的是逢美必捧，无论美国做什么事，汉奸们都要挖空心思捧一捧。长期以来，善良的人们一直对汉奸们的畸形心理感到很困惑，无法理解汉奸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母国有如此刻骨的仇恨。然而，只要稍加留心，汉奸们的病态心理并不难理解。

　　从心理学上说，海外的汉奸现象不外有两种诱因：汉奸们的个人水平和文化素质。

　　汉奸们大多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看问题比较偏颇，容易表面化，无法坦荡和平地看待事物，更看不到深层的事物的本质，给人一种肤浅，不踏实，猥琐的弱者感觉。汉奸们多只能从事比较基层的，狭窄的，无需决策的工作，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水平比较差，而是每日苦大仇深的心态影响了他们水平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工作职位的升迁。

　　汉奸们羡慕美国等西方国家表面的物质发达，片面以为是西方文化及当前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漠视其物质成就其实来自源于他们先辈的强盗掠夺创下的历史积累。以汉奸们的浅短目光，自然更看不到西方物质社会的精神颓废和深层的社会危机。

　　汉奸们只能浅薄地看到在我们的祖国目前仍然存在的物质艰难，而看不到我们为世人所侧目的高速发展速度，更看不到我们丰富的文化沉积将焕发出来的耀眼光芒。

　　汉奸们把自己个人的不利处境归咎于中华文化的低劣，而漠视其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及其强韧的生命力。汉奸们因此幻想着能彻底脱离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幻想着能够不是中国人，幻想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是因为受到中华文化的毒害而不是自己的无能和病态。

　　汉奸们以诅咒自己祖国，诋毁自己文化的方式向洋人们献殷勤，希望能得到一点点怜悯和同情，但他们得到的只是鄙夷和蔑视，这反过来又加重汉奸们的自卑心理。

　　汉奸们大多表现得很没有文化，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中国文化。汉奸们的身分很尴尬，无论现在身居何处，加入外籍与否，大多无法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同。因为他们主观上希望与中华文化割断关系，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吸取文化精神食粮，从而也丧失了价值判断能力。汉奸们主动舍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在外人面前自然无发挺直腰杆做人，在日常行为上必然会表现出曲意奉迎居住国人民（实际上也就他们生活中的小圈子）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人一种低三下四，阿谀奉承的小人形象。另一方面，汉奸们心中充满着仇恨，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表现出某些怪异的行为。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汉奸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无法得到人们的尊重，因而大多生活得很自卑。这种结果更加深了汉奸们的仇恨心里，造成恶性循环。病情严重者会出现精神分裂，甚至有自杀倾向。

　　汉奸们在谩骂侮辱中国人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同时也在谩骂侮辱他们自己，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先。汉奸们在谩骂侮辱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的时候，内心也许会有短暂的丝丝快感，郁闷的心理得到一点小小的平衡，但是他们无法排脱长期的精神空虚和内心深处的剧烈煎熬。毕竟，无论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承认或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中华文化才是他们在潜意识里的文化。毕竟，中文是他们思想的语言，连他们做的梦都会有中国色彩。他们会花很多时间看中文报纸，中文电视，或者是上网络的中文论坛，就是最好的证明。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谩骂诋毁中国只能使他们个人的病情雪上加霜，永无出人头地之日，而无损中国分毫。相反，正直的中国人会因此深化居安思危的意识，更加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共创未来。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现在的中国也正是在诅咒声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在他们崇拜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名言是：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在他们崇拜的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是：无论对错，这是我的祖国。

　　总而言之，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

　　统而言之，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下面摘录一段抄来的话与大家共勉：

　　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却无法选择生命之源，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

　　你无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文字，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的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铲除汉奸，还要大张旗鼓地揭露鞭挞那些已经定了性的汉奸，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便造成一种氛围、一种导向、一种正确的荣辱观，让新一代的国人当中多出爱国者，少出卖国贼。

　　多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和知名学者们，不止一次地呼吁：中国应该确定自己的“国耻日”——却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落实和实施呢？丢人吗？知耻而后勇啊！露一点丑，无损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相反，恰恰能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正视事实的诚实而又成熟的民族！